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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民主义革命时期的赣南工人运动

浏览:次  更新:2019-04-12

一、工人队伍

    1、队伍形成

    赣南工人阶级队伍的构成是由本区域社会经济所决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赣南的社会经济是以个体小农经济为主,工业经济是以手工业生产为主。交通不便,没有现代化交通工具,主要靠水路木船运输,不通航线的地方,则靠人力肩挑。因此,赣南工人阶级队伍的形成,一开始是以手工业工人、店员、码头工人、木船工人、挑担工人和农村雇农为主体的结构。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赣南的手工业工人,绝大部分散布在农村,从事竹木、茶叶、土纸、织布、修补、建筑之类的活动,城镇工人以店员、码头、米业、染工、理发、缝纫为多,学徒、烟工次之,农村雇农多数以卖工为主,一部分从事泥水、木工。这支工人队伍大体有二三万人。

    1907年,清朝官方投资200万两银元在赣州长桃岭开办铜矿,机械开采,一个月后倒闭,随之涌现出赣南最早的数十名产业工人。进入19世纪20年代前后,赣南先后发现一批钨矿产区,涌现一批手工采钨、锡、铜、煤的矿工。大余县西华山最先发现钨砂,当时的钨砂产量适应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国际市场的需要,许多破产农民和失业工人纷纷来到西华山采掘钨砂。1918年西华山约有矿工2万余人,荡坪矿区有数千矿工。如南康县破产农民吴朝贵、吴朝仁全家迁往西华山落户,成为矿山的采钨产业工人。盘古山、铁山垅、大吉山等钨矿也发展很快,采掘工多达万人,他们大部分来自农民和其他劳动者,三五成群,自由结伙,手工采矿,将采得的钨砂卖给官商勾结的买办商人。那时的矿工只有少数是雇佣的工人。后来随着生产方式的改变,手工生产逐步被机械生产代替,一支钨矿产业工人队伍逐渐发展壮大形成赣南以钨业为主体的产业大军。

    1928~1934年,赣南爆发土地革命战争,各地建立起苏维埃红色政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瑞金成立前后,红色区域建立起一批军事工业为主体的公营工厂,企业拥有产业工人2000余名。中华钨矿公司在铁山垅成立后,钨砂生产迅猛发展,盘古山、铁山垅周围开发的矿场拥有矿工5000余名。在城乡建立以手工业为主体的合作社176个,拥有手工业工人32161名。据1934年春调查,中央苏区共有工人14.5万名,其中赣南占有13万人,手工业工人和店员、船排、码头工人约10万人,产业工人7000人。工人队伍的数量比大革命时期增长3倍多,工人队伍的成份有比较明显的改变。

    抗日战争爆发后,从1937年至1945年,赣南10县建立中国工业合作协会(简称“工合”)组织,拥有3000名职工,大部分是手工业工人和少数产业工人。赣州组建的“工合”的生产合作社达40多个,其中有一部分是机械化生产,工人数量占赣南10县“工合”职工1/3多。往后,赣南的工人队伍虽然有所扩大,但现代化产业工人增加不多。1949年的赣州只工厂企业20多家,职工1500多人,工人队伍仍然是以手工业工人和店员为主体。

    2、经济状况

    生活在旧中国的赣南工人阶级,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被剥削,工作上无保障,生活很艰难,长期处于水深火热的悲惨困境。

    国民党政府统治时,赣南工人是雇主的奴隶,一般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收入微薄,生活没有保障。赣州码头工人的生活在自己的宣言中有一段陈述:“我们工友的生活,全是靠着自己的气力替人肩负笨重的货物,把这个拼死命的气力换他几个铜元留我们的一线生机。现在衣食住的生活费只(逐)渐增高,养生的货物就是以毫洋为本位,我们所赚的几个铜元又是贱价的,能够买柴又不够买米,这样的痛苦叫我们怎么能生活呢?我们的工友年老和年少都不够服务,即便壮年工友精神体格稍弱一点都是要受淘汰的,况酷暑炎天,寒气凛冽都是赤足袒臂(胸),肩荷奔驰,忍受饥寒劳苦熟甚!”【注:1927年2月赣州码头工会第一次决议案宣言】

    赣州码头工人经济状况的陈述,亦是赣南工人生活困境的真实写照。以手工业生产为主体的赣南重镇——赣州,拥有万余名手工业和其它行业工人,每天的劳动时间长达12小时,多达16小时,通常是从天亮干到夜晚,而工钱少得可怜,能养家糊口的人不足1/3,处于“佣值之人,三日无东则吊”的悲惨境地。据1934年3月调查,兴国、赣县乡村工人的零工工资革命前每月只有400~500文钱,不够一家3人糊口。工人的疾病、受伤、死亡、生育等问题无人问津。赣南的矿工长年在井下作业,劳动条件恶劣,经常发生冒顶、塌方等伤亡事故,生命毫无保障。

    赣南工人群众的悲惨生活,在民间流传一首民歌描绘:

    朝晨野菜昼拌糠,夜暮稀粥照月光;

    日里无粒喂鸡米,夜暮无粒老鼠粮。

    种田之人空米仓,泥水师傅住烂房,

    做衫之人穿烂裳,木匠师傅蔑铺床。
 
    二、早期工运

    1、自发组织

    在旧中国,赣南工人处在阶级压迫与受剥削的情况下,自发组织起来,进行强烈的反抗斗争。

    20世纪初,赣州工人组织“神会”,多次暴发零星经济斗争,时间延续数年之久。大革命失败后,赣南工人自发的组织名目繁多,钱业店员成立“财神会”,金银饰品店员成立“洞宾”会,缝纫工人成立“轩辕会”,木竹工人成立“鲁班会”,造纸工人成立“蔡伦先师会”,理发工人成立“螺祖会”,屠宰工人成立“兄弟会”,船工人成立“水陆平安会”。20世纪30年代以后,较多的工人参加“帮会”。这些组织旨在团结工人,维护自身利益不受侵犯,反对当局的压迫和剥削,联合起来进行斗争。

    2、创建工会

    从“五四”运动起,赣南工人阶级受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熏陶,革命觉悟不断提高,工人运动开始兴起。

    1925年上海发生的“五卅”运动是全国革命高潮到来的标志。地处交通偏僻的赣南山区各县,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声援“五卅运动”的热潮,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反帝国主义反封建主义斗争。赣南的中心城市赣州,于7月16日成立了“英日惨杀上海同胞案赣南各界后援会”,20日举行了有工人参加的万人集会和示威游行,发表了《对惨案宣言》,提出要“惩处凶手”、“废除不平等条约”、“抵制英日仇货”等斗争口号。随即展开有工人、店员及各阶层群众参加的募捐筹款、罢工罢课、查禁抵制仇货等斗争,在卫府里焚烧仇货三天三夜。大余县城展出了中国产主义青年团江西地方委员会派朱由铿带来的上海工人被杀的图片后,县城工人罢工,教师学生罢课,商店禁售日货。瑞金县千余名工人、学生、商人在河坝集会,一致表示要“援助上海工人罢工斗争到底”,并举行火炬游行。赣南“五卅”革命斗争出现高潮,把工人运动推向了高峰,为中国共产党在赣南各地建立组织准备了思想条件,也为赣南各地建立工会组织奠定了基础。

    1926年8月,中国共产党赣州支部成立,书记朱由铿,成员有陈赞贤、谢学琅,从此赣州工人运动进入了党直接领导下的崭新时期。同年10月,中共江西地委决定,中共赣州支部改为中共赣州特别支部干事会,陈赞贤任特支书记,朱由铿、萧韶、钟友仟为特支干事。中共赣州特支成立后,于10月12日在赣州八境台召开筹组工会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各行业工人代表40余人,还有部分农民和学生代表列席会议。会上,代表们一致要求组织工会,选出13名筹备员,成立赣州总工会筹备处,陈赞贤被选为筹备处主任,钟友仟、萧韶为常务筹备员。会后,陈赞贤、钟友仟、萧韶分别深入各行各业宣传筹组工会的精神,进行思想发动,建立基层工会,制订工会章程。不到一个月,赣州掀起组织工会的热潮。

    1926年11月3日至5日,赣州第一次工人代表大会在赣州城西津路广东会馆召开。参加这次大会的工人有110人,还有来自兴国、于都、南康、万安等县的特邀工人代表。大会选出陈赞贤、钟友仟、萧韶、阳立垣等33名执行委员组成赣州总工会,陈赞贤任委员长,钟友仟、萧韶任副委员长。大会通过了萧韶作的“赣州总工会组织章程、组织法的起草报告”、陈赞贤作的“进一步团结起来,为捍卫工人阶级利益而斗争”的报告。明确了革命斗争的任务是:第一,进一步团结起来,巩固与健全工会组织,积极支持北伐战争;第二,保障工友职业,资本家辞退工友需经工会同意;第三,改善劳动条件,实行八小时工作制;第四,增加工资,改善工人的生活待遇;第五,不得歧视童工、女工、实行同工同酬;第六,反对压迫工人,废除打骂制度。这次大会是赣南工人运动进入高潮的主要标志。

    赣州总工会为保障工人运动的顺利开展,成立了赣州工人纠察总队,萧韶任纠察总队队长(兼)。总工会直属的56个基层工会【注:56个基层工会和工会支部是1926年底的统计,包括了赣县所属的圩镇和邻县的部分圩镇在内】,都成立了纠察分队,工会支部成立了工人纠察小队。共有会员18000多名,纠察队员500多名。

    为了改善工人群众的贫困处境,赣州总工会按照工人代表大会的决议精神,提出用“和平协商”的办法,以行业为单位同资方签订集体合同,以达到“保障职业、增加工资、改善待遇、实行八小时工作制”的基本要求。在策略上采取“重点罢工”,选择钱业为突破口,攻其要害,为各行业签订劳资集体合同创造条件。

    1926年11月7日,赣州各钱庄300多名店员动员起来,紧闭钱庄大门,门前张贴《罢工通告》,揭露钱业资本家无理拒绝工人的合理要求,提出了复工的条件。工会小组长把钱柜的钥匙、账本、票据、存折都控制起来,工人纠察队日夜巡逻维持秩序。经过几个回合的斗争,挫败了钱业资本家软硬兼施、威胁利诱的种种阴谋诡计,工人运动的声势越来越大。钱业资本家目睹无法用4万银元收买拉拢革命立场坚定的陈赞贤,赣县县长徐鉴破坏工运的面目被工人识破遭到痛打后又逃之夭夭,迫于形势只好接受罢工条件,在劳资合同上签字。钱业工人罢工取得了完全的胜利,大大鼓舞了赣州工人的革命斗志,许多行业都与资方签订劳资集体合同,工人工资普遍增加30%左右,实行了八小时工作制,废除了压迫和打骂工人的旧习。

    同年12月,国民党中央党部领导人宋庆龄、苏联顾问鲍罗廷、中共中央候补委员张太雷,从广州去武汉途经赣州时,考察了赣州的工人运动,赞扬赣州工人运动的规模和声势,除广州外,要算赣州。因此,赣州的工人运动当时与第一次大革命的中心广州相提并论,而有“一广州、二赣州”的称誉。

    3、农工训练班

    为推动赣南各地的革命运动,中共赣州特支决定创办“赣南农工训练班”,培养工农运动骨干力量。1926年10月着手筹备工作。中共赣州特支书记陈赞贤以国民党赣南党务和十七县民众运动指导员的名义,在《国民日报》刊登“赣南农工训练班”招生启事,印发“招生布告”,公开告示赣南各县招收学员。同时指示南康、兴国等县党组织选派工农积极分子入学。10月底,共招收学员92名,分别来自赣县(含赣州城)、南康、宁都、信丰、崇义、瑞金、兴国、大余、定南、龙南、全南、上犹、石城、于都等14个县。

    11月初,“赣南农工训练班”正式开学,地址设在赣州西街豆市坳(赣州城西津路)广东会馆,特支成员萧韶兼任训练班主任,特支书记陈赞贤以及特支成员钟友仟、周冕等负责讲课。学习内容是“唯物史观”、“社会主义浅说”、“阶级斗争概论”、“中国工农运动近况”、“怎样组织工会,领导群众斗争”;“如何制订工会章程”等等。学习期间,工人学员在赣州总工会领导人带领下,分别到赣州各行业参加筹组工会、签订劳资集体合同的实际工作。训练班还组织学员参加各种大集会和游行示威,支持赣州总工会发动的钱业工人罢工斗争。训练班把培养发展共产党员作为重要任务,先后有59名学员入党,占学员总数的64%。学习结束时,特支布置学员回到县里要积极建立工会等群众团体,广泛深入开展工农运动,掀起赣南革命运动高潮。

    训练班于12月结业。来自赣南各县的学员,肩负组织工农运动的光荣使命,投身于大革命的洪流之中,其中有95%以上的学员担任各级工会、农会的领导人。他们把火种撒遍了赣南各地,革命烈火迅速燃烧,各级工会如同雨后春笋般的建立起来。宁都县学员彭湃从学习班回到县里,支持工运骨干王俊等人重建被国民党右派捣毁的县工会。崇义县学员陈赞雍回到县里,组建崇义县总工会筹备处,同邓子恢等党支部成员发展了工运骨干黄吉裳、钟公哉,及大余的陈明盛、张国柱等人,都分别担任了县区工会和农协会的领导职务。

    从1926年冬到1927年春,赣南有14个县建立了工会组织,其中建立县总工会的有:信丰、兴国、于都、宁都、安远、南康、大余、上犹、瑞金、龙南等10县,建立县总工会筹备处的有定南、崇义2县,建立了圩镇基层工会的有赣县、石城2县。这些县共辖有近200个城镇行业工会和区乡基层工会,多数县建立了工人武装纠察队,工会会员有3万多人。各级工会广泛发动工人开展了以“保障职业,增加工资、改善待遇、实行八小时工作制”为中心内容的运动,取得卓越成效。各县工会还支持赣州总工会与国民党右派代表人物倪弼、郭巩一伙,展开殊死搏斗。

    “赣南农工训练班”的创办,不仅适应了大革命时期赣南工人运动的需要,还为土地革命播下了火种。大革命失败后,一些赣南农工训练班的学员沿着陈赞贤的足迹,在白色恐怖下继续坚持斗争,成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骨干力量。

    4、赣州三六惨案

    1926年12月初,正当赣南工人运动蓬勃发展的时候,出现了风云突变的形势。国民党右派蒋介石调国民革命军新编第一师“绥靖赣南”,派江西国民党右派骨干分子郭巩来赣州充当反共急先锋,与赣州的豪绅资产阶级结成反共联盟,镇压赣南的工人运动。他们借口所谓的“二女师”事件,于1927年1月26日晚上,倪弼派兵包围赣州总工会,并亲自率国民党右派军官搜捕陈赞贤,同时紧闭城门,实施戒严。次日又发出搜捕陈赞贤、萧韶、钟友仟的通缉令,反动气焰十分嚣张。这一摧残工人运动的事件发生后,全国总工会多次函请总司令部查办倪弼。新编一师230名军官联名要求北伐军总司令部将倪弼查办。当时担任北伐军总政治部副主任的郭沫若曾三次呈报蒋介石把倪弼等人调离赣州。蒋介石玩弄两面三刀手法,使赣南的革命与反革命斗争越演越烈。

    1927年2月下旬,陈赞贤出席了江西省第一次工人代表大会,在会上当选为省总工会执行委员。会议还没结束,他不顾个人安危离开南昌返回赣州,表示要“坚决与反动势力作斗争”。3月6日晚,他被新一师国民党右派军官绑架押到县政府花厅里,倪弼、贺其焱、郭巩等强迫他签字解散工会,陈赞贤激昂慷慨地说:“头可断,血可流,解散工会的字我不签。”陈赞贤当即遭到了他们的枪杀,临死时不断高呼:“打倒新军阀!”“赣州总工会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三六”惨案的发生彻底暴露了国民党右派蒋介石叛变革命的丑恶嘴脸。

    陈赞贤惨遭杀害后,赣州人民无限悲痛。赣州总工会领导工人实行总同盟罢工3天,以示哀悼和抗议。赣州工人组织了数百人的“请愿代表团”,分赴南昌、武汉两地请愿,要求惩办凶手、改编新一师、恢复工会组织、严禁干扰工人运动。赣南的大余、上犹、于都、信丰、兴国、南康、宁都、定南、龙南等县总工会,先后召集工农群众开会追悼陈赞贤烈士,控诉国民党右派的罪行,强烈要求当局严惩凶手。同时得到了全国各地工农的支持和声援。武汉市举行了40万人参加的追悼陈赞贤烈士大会,南昌数万工人农民和进步学生游行示威,高呼“为烈士报仇”等口号。吉安、遂川、湖北阳新等地都举行了追悼大会,发表宣言,以示哀悼。3月29日,赣州人民在明伦堂哀祭3天,而后在体育场举行了盛大的追悼陈赞贤烈士大会。4月3日,赣州300多名工人扶烈士灵柩送回原籍南康,5日南康县工农群众又开追悼大会,而后将灵柩葬于县城外的东门兰田渡。

    面对国民党右派势力的猖狂进攻,中华全国总工会发出了《反对赣州驻军枪杀工人领袖》的通电,中共中央的机关刊物《向导》和全国进步报刊发表了评论和悼念文章,刘少奇在武汉《民国日报》发表了《论陈赞贤在赣州被害事》的专文,毛泽东在武汉主持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举行的追悼阳新和赣州死难烈士大会上愤怒地抨击了蒋介石的反革命暴行;郭沫若写了《请看今日之蒋介石》的讨蒋檄文,号召大家起来“打倒他,消灭他,宣布他的死罪!”在赣南工人和全国人民愤怒的声讨和遣责下,伪装革命的蒋介石不得不批准将倪弼“免职查办”,但却采取登报的方式下达,使倪弼得以潜逃,国民党右派蒋介石的总司令部也被迫登报答应赣州工人提出的请愿条件。

    1927年4月12日,国民党右派蒋介石在上海发动政变。紧接着国民党右派倪弼之流卷土重来赣州,组织“赣南清党军”,先后封闭了赣南各地的工会组织,捕杀了一批工运骨干,轰轰烈烈的赣南工人运动遭到镇压。但是,赣南的大革命运动造就了一批坚定的骨干,在大革命失败后继续坚持革命,为实现土地革命和创建苏维埃政权而斗争。
 
    三、配合红军创建红色政权

    1、工农联合武装暴动

    大革命失败后,散布在赣南各地的工运骨干仍在坚持斗争。他们在党的“八七”会议精神和南昌“八一”起义军的鼓舞下,积极响应全国总工会发出的“中国工人阶级应在一切斗争中去准备武装暴动”的号召,在赣南各级党的领导下投入了武装红色风暴,工人运动的革命烈火又重新燃烧。从1928年2月16日开始,南康潭口、赣县大埠、信丰、于都、寻乌、兴国等地相继爆发了大规模的工农武装暴动,声势之大,来势之猛,竟使反动派惊呼“告急!”各地工人在暴动中立下了汗马功劳。赣州秘密成立了6个行业工人支部,发动工人分别将赣南特委主编的《红旗报》巧妙送到各机关团体、主要街道和商店,火烧国民党驻军独立第七师师部所在地的西花厅,将革命暴动的标语分别贴到城门上的警察岗亭上,吓得城里的驻军紧闭城门,牵制驻赣国民党军不敢轻举妄动,声援了邻县的武装暴动。于都县手工业工人组织起来赶制大刀、红樱枪、土炮等武器,援助县里的武装暴动;县里有200多名工人参加了里仁暴动,处决了民愤极大的土豪劣绅陈礼洪、刘伯纯;有些工人参加了攻打于都县城的战斗。秘密成立的兴国县总工会领导工人武装配合东固游击队,在崇贤举行暴动,枪决了崇贤靖卫团团长曾文绚。1928年,赣南工人参加武装暴动37次,举行罢工斗争35次,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动气焰,为赣南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创造了条件。

    2、支援红军开创革命根据地

    1929年1月,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从井冈山向赣南进军,开创“工农武装割据”局面。红军所到之处都号召工人组织加强工人运动的领导。革命烈火在赣南广阔的土地上燃烧,广大工人意气风发配合红军进行斗争。享有钨都之称的西华山钨矿首先建立起一支由矿工组成的武装部队,开辟了以南康县龙回为中心的小块革命根据地。1930年4月,盘古山成立了以矿工为主体的红军二十二纵队,在广大工人配合下夜袭仁凤山靖卫团,首战告捷,旋即在盘古山周围建立农村红色政权。宁都、安远、瑞金、石城、会昌等县都建立了地方工农武装力量,配合红军开创地方割据的革命斗争。1930年底至1931年9月中旬,红一方面军在粉碎国民党军三次“围剿”战斗中,赣南工人在党和工会领导下,配合有力,建立功勋。兴国县总工会委员长徐先楷指挥新编第一师,在赣县江口、茅店一带阻击从赣州北上的国民党军六十师,起到了牵制敌军的作用。据1931年冬对近三年来的统计,赣南工人参军参战的有32000人,参加担架队、运输队、救护队的工人有24000余人。

    随着苏维埃政权的诞生,赣南各级工会组织迅速恢复。上半年,赣南建立县赤色工会的有兴国、瑞金、于都、赣县、寻乌、信丰、安远、南康、宁都、石城、焦平寻【注:广东省焦岭县、平远县和赣南的寻乌县边境,简称焦平寻县】等11个县,还有西华山赤色工会和四县边界总工会、仁凤山矿区工会。1931年春,成立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央苏区执行局,主任梁广、后是陈寿昌。同年7月,执行局从吉安县的富田迁至赣南的瑞金。从此,赣南工人在工会组织的统一领导下,对开创革命根据地给了更有力的配合。

    1931年冬,中央革命根据地正式形成。11月7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大会选举成立了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通过了保障工人阶级利益、指导工人阶级革命斗争的《劳动法》、《土地法》、《关于经济策略决议案》等重要法令的决议。12月1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正式颁布《劳动法》【注:1933年10月又重新颁布修改后的《劳动法》】,赣南工人从此有了斗争的纲领和指南。从1932年起,赣南工人普遍实行了八小时工作制,改善了劳动条件和生活状况,积极监督资方业主奉公守法。“瑞金是赤色的中心,制烟工人提高工资每月有25元,普遍也有20元”。“星期日休息制亦有少数地方实行”;“雇农都分到土地,现在都不做雇工。”【注:1932年3月17日,全总中央苏区执行局给全国总工会的报告】

    1933年,中华全国总工会从上海迁到红色故都瑞金,与全总中央苏区执行局合并全总苏区中央执行局。在全总苏区中央执行局领导下,先后在瑞金主持召开了5个全苏产业工人代表大会,分别成立了中国农业工人工会中央委员会、中国店员手艺工人工会中央委员会、中国纸业工人工会中央委员会、中国苦力运输工人工会中央委员会、国家企业职工工会临时中央委员会。全总下辖江西、福建、闽赣、赣南、湘赣省职工联合会,其中江西、粤赣、赣南三省职工联合会设在赣南。1929年至1935年春,赣南苏区先后共计建立30个县、矿总工会(含赤色工会、职工联合会),下辖200多个区、乡和行业工会。

    为粉碎国民党蒋介石对革命根据地第五次“围剿”,赣南广大工人积极响应中共中央发出“创建一百万铁的红军”和全总苏区中央执行局发出“创建工人师”的号召,开展了持续不断的参军参战竞赛,涌跃报名加入工人师。《红色中华》和《苏区工人》反映了工人参军的盛况:宁都1000名工人参加红军,盘古山1500名矿工进入军营,瑞金90多名工会干部带头参军,兴国县苦力运输工人郭玉林带领81名模范队员奔赴前线,赣县荣获中央赠送的“扩大红军工人模范师第二名”锦旗一面。赣南城乡遍地演唱《送郎参军》,涌现出许多可歌可泣的动人事迹。1933年8月1日,中国工农红军警卫师(工人师)在瑞金成立,朱德、叶剑英检阅了队伍,并为该师授了军旗,委任原全总组织部长梁广为政委。全师共有兵力1万余人,其中赣南输送的工人兵力占有半数多的比例。据1933年8月至1934年7月统计,工人参军人数占中央苏区扩红总数111000人的30%,而赣南工人参军人数占全苏工人参军总数一半以上。

    3、红军工人师

    1933年1月,原在上海的中共临时中央已迁入瑞金,且与苏区中央局合并为中共中央局(对外行文有时仍用苏区中央局名义)。中华全国总工会也随中共中央机关从上海同迁至瑞金,与全总苏区执行局合并,成立全总苏区中央执行局。既领导者苏区的工运工件,也领导全国的工运工作。刘少奇任委员长,陈云任党团书记兼副委员长。

    2月8日,中共苏区中央局作出“关于在粉碎敌人四次‘围剿’的决战前面党的紧急任务决议”,号召各级党组织紧急动员起来,“在全国苏区,创造一百万铁的红军,来同帝国主义国民党军队作战”。时,国民党蒋介石发动的对中央苏区的第四次“围剿”,已进入决战阶段。蒋介石在南昌设置行营,自兼江西省“剿匪”总司令,以陈诚的中路军为主攻部队,采用分进合击战术,寻求红军主力作战,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党中央发出了上述号召,以争取这一决战的胜利。

    全总苏区中央执行局在委员长刘少奇、党团书记陈云领导下,认真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决议,为动员和组织工人参加红军,壮大红军主力,作了许多努力。2月17日,刘少奇在瑞金主持召开了中国店员手艺工人工会筹备会,他提出3月份动员2000名工会会员参加红军,组建中国工农红军店员手艺工人师设想。2月27日,刘少奇主持苏区苦力运输工人工会筹备会,又在会议上提出,在3月征调1000名会员参加红军,在红军中组建“苦力运输工人师”的设想。3月21日,刘少奇主持召开的全总苏区中央执行局全体委员紧急会议,号召工人们行动起来,加入红军。4月1~7日,中国农业工人第一次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大会决定:在6月底前完成筹备会所提出的成立中国工农红军农业工人师、在赣闽两省扩大红军2000名的任务。5月1日开幕的中国店员手艺工人第一次代表大会也决定:用一切力量来完成工人师的建立,在“八一”宣告成立,誓师出发;发动群众开展慰劳红军与工人师的运动。

    这年夏,在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胜利的鼓舞下,中央苏区掀起“扩大百万铁的红军”的扩红运动,这场运动运动首先在苏区的工人队伍中发起。在后来的扩红活动中,刘少奇发现中央苏区建立在广大乡村,工人的人数较少,组建若干个工人师有困难,遂决定集中力量建立一个工人师。故在7月5日,中华全国总工会苏区中央执行局向各地区发出通知,指示各地:(一)用一切力量来完成工人师的建立,在“八一”宣告正式成立,誓师出发;(二)发动群众开展慰劳红军与工人师的运动,在“八一”征集5万双套鞋送给工人师与前方红军。

    中央苏区各级工会和广大职工热烈响应党和苏维埃政府的号召,迅速掀起扩红竞赛高潮。瑞金城乡各地到处回荡着宣传动员工农群众参加红军的《十劝郎》、《十送郎》的歌声。女宣传队员动情地唱道:

    “一送郎,床面前,嘱咐新郎莫贪钱;金钱主义要打破,革命才有出头天。”

    “二送郎,间门边,嘱咐新郎心要坚;艰苦耐劳干革命,不要一心想娇莲。”

    “九送郎,别村场,嘱咐白军切莫当;一心投身红军去,消灭反动有风光。”

    “十送郎,十里亭,嘱咐新郎慢慢行;革命成功回家转,再来同妹行长情。”

    在苏维埃政权中真正当家作主了的广大工农群众,怀着誓死保卫胜利果实的豪情壮志,争先恐后报名参军。永丰县农业工会联合县委、县苏政府各机关,组织巡视团分赴各区乡进行扩红宣传动员,在6月12日至22日10天中,就发动了1500多名群众报名加入工人师。万太县在20天中,也发动了260多名群众加入工人师。6月26、27日两天,博生县工会把全县各区乡500余名工人师新战士集中到县城。按连、排建制编队。7月5日至7日3天,胜利县集中了600名工人师新战士到县城。在稍后的几天中,瑞金黄柏区富溪乡就有93人加入工人师。长汀县红坊区的模范连,更是一致加入了工人师。以上扩红成绩,被1933年7月11日出版的第93期《红色中华》(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报)冠以《“八一”完成工人师给红军成立纪念日的赠品!》通栏标题,予以报道。这组报道当然未能全面反映工人师的组建盛况,但我们依然不难从中看到苏区工农群众对成立工人师的热烈拥护与支持。

与此同时,各地工会组织慰劳红军和工人师的活动也开展得有声有色。永丰县工会女工部募集捐款买猪肉200余斤,动员女工农妇每人做一双套鞋、一双草鞋,慰劳红军工人师。在工人师集中时,领导附近妇女打扫好房子给工人师新战士住,组织妇女宣传队进行慰问演出。福建省邮务工人也募集大洋180多元,购买了五六担药品,还募集104把雨伞、80个口杯、80顶军帽、110双草鞋、4打洋毛巾,慰劳工人师。6月23日,工人师从瑞金开到汀州,沿途受到群众热烈的欢迎、欢送。到汀州后,当地理发工人自动替战士们理发,女工们热情帮战士们洗衣服,各机关积极准备上演文明戏表示欢迎。

    7月11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人民委员会第45次常会作出决议,规定以每年的“八一”——南昌暴动日,为中国工农红军成立纪念日,并于当年“八一”举行授旗授奖庆典。从此,“八一”成了人民军队的建军节。

    到7月下旬,全总苏区中央执行局完成了一个工人师的组建任务,并报经中革军委批准建制,编为中国工农红军中央警卫师(工人师)。

    8月1日,第一个中国工农红军成立纪念日。这一天,中革军委在瑞金南郊竹马岗隆重举行由中华全国总工会苏区中央执行局主持筹建的中国工农红军工人师成立大会,作为对这一光荣节日的战斗庆祝。中共中央对工人师非常重视,同时将其命名为“中国工农红军中央警卫师”,留在瑞金担任中央机关的保卫任务。中央警卫师在组建阶段叫做工人师。顾名思义,其兵源来自苏区工人群众。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参谋长叶剑英等领导人出席了成立大会。中共中央、临时中央政府及全总苏区中央执行局、少共中央等群团组织的代表,以及瑞金等地的代表,同12800多名工人师全体指战员一起,见证了这一庄严而热烈的历史瞬间。

    全总苏区中央执行局的代表在会上宣读了给中央警卫师(红军工人师)的祝词。祝词写道:“全总执行局热烈庆祝中央警卫师(红军工人师)的成立,这是1933年“八一”给红军纪念日的赠品。工人师的每个战士从今天起将要执行工农红军在中国革命历史上的伟大任务。”

    祝词要求红军工人师的每个战士,在执行革命任务中自觉锻炼自己,使红军工人师成为红军中最坚强的铁的部队。拥护铁的军事纪律,学习军事技术。不怕牺牲,不怕艰苦,英勇作战,造成百战百胜的铁的红军工人师。

    祝词表示:全总执行局以及一切工会组织和工会会员,将与红军工人师指战员经常的亲密的发生联系,和他们一起争取革命战争的最后胜利。

    祝词结束时高呼:“中国工农红军万岁!”“红军工人师万岁!”“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万岁!”

    朱德在简短的讲话后,亲自为工人师授旗,并宣布梁广(全总苏区中央执行局组织部长)任该师政委,李松任师长。工人师担负保卫赤色首都的任务,受中革军委直接指挥。下辖3个正规团、1个补充团。

    工人师全体指挥员战斗员在会上发表了《中国工农红军中央警卫师(工人师)成立宣言》,庄严宣告:“我们奉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命令,于今年的‘八一’反帝国战争斗争日、南昌暴动和中国工农红军成立的纪念日,在赤色首都——瑞金正式宣布我们中国工农红军中央警卫师(工人师)的成立了。”

    “我们工人师全体指挥员战斗员在全总执行局的号召和领导之下,自愿来当红军的我们,坚定的在中国共产党与全总执行局领导之下,完全接受苏维埃中央政府与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所给我们的光荣任务,并绝对服从其命令与指挥。”

    宣言明确表示,工人师全体指战员都能了解自己是工农劳苦群众革命的武装力量,是苏维埃的军事柱石。他们已下定“坚牢的决心”,从今天起以无产阶级坚决性顽强性和自己的热血头颅,同全国红军兄弟们一致的为工农阶级及一切被压迫被剥削的劳苦群众的彻底解放与利益,去同帝国主义国民党进行决死的残酷的战争,彻底推翻国民党在全中国的统治,创造苏维埃的新中国。

    8月1日出版的第98期《红色中华》报,分别在第1、2版刊登了全总苏区中央执行局的祝词和工人师全体指战员的宣言。该报还在第1版发表了罢名文章:《欢迎新战士与继续扩大红军的战斗任务》。文章称:今年的“八一”,我们完成了两件光荣的礼物——工人师与少共国际师。在第2版继续刊发了报道各地创造工人师动态的消息。

    成立大会结束后,工人师全体指战员即在瑞金接受军训,并担负中央机关的警卫任务。

    11月中旬,工人师经过几个月的训练初步成形,干部也配备完整,中革军委为加强前方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的力量,将工人师抽出一个团编为中央警卫团保卫瑞金,将其余的工人武装派往苏区西线,由西方军总指挥陈毅指挥参战。

    中央警卫师于11月17日到达博生县(今宁都县),经过两天休整,19日随陈毅开往永丰、吉水县之间的黄沙溪,投入反“围剿”战争。

    12月1日,工人师在永丰乌江南岸的黄沙溪与国民党军对峙,掩护西方军指挥的独立二、三团往国民党军后方游击。12月上旬末,独立二、三团游击到国民党军后方的新淦县七琴圩,袭击国民党军江西保安第二师,击毙国民党军团副邓曾甲,俘虏国民党军师长李向荣。七琴之役的胜利,震惊了国民党军,迅速将北线的第八十一、八十九两师调往永丰,配合国民党军九十三师的进攻。12月下旬,工人师引诱国民党军南下,在永丰丁毛山配合红一军团伏击,取得了丁毛山大捷。

    1934年2月18日,中革军委指示将西线的中央警卫师(即工人师)授番号为红军第二十三师。由中革军委直辖。红二十三师先后划归红九军团、红三军团指挥。师长彭雄、继任孙超群,政委李干辉,政治部主任谢远崧、继任周桓。下辖六十七、六十八、六十九团共3个团,全师共5500余人,枪1656支。据1934年4月4日陈毅给朱德、周恩来去电报告“二十三师人员武器统计”称:“二十三(师)人数3300名,战斗员2055名,步枪1656支,其子弹63914发,减员1161名,内逃亡53名。”从这份报告中看,工人师除经过整训和留下1个团在瑞金外,上前线时人数约5000人,枪支较少,有3/5的干部战士没有配枪。但工人师在前线却是作为一支主力部队独当一面使用。

    1934年2月以后,国民党军加强了对中央苏区西线的进攻力量,派遣薛岳率领第六路军第五十九、九十、九十九3个师加入西线作战,加上原来西线的3个师,西线国民党军兵力达到6个师。

    3月25日,工人师在独立团的配合下,设伏乐安大湖坪的闻华山,计划歼灭南进的国民党军一个团。战斗打响后,由于国民党军增援太快,未能将国民党军全歼,但打击了国民党军的气焰,使之缩进堡垒,不敢进攻。

    4月下旬,国民党军薛岳指挥其九十九师、九十师、五十九师攻击龙岗。4月30日,工人师与独立二、三团与国民党军在龙岗圩内激战一天,击伤国民党军九十九师副师长,击毙国民党军另团长以下四五百名,将国民党军驱逐出龙岗。当晚,为保存力量,中革军委命令放弃龙岗,工人师撤往南龙。5月12日,国民党军九十九师企图在龙岗继续南下,遭到工人师在龙王阁的伏击,退回龙岗。5月中旬,国民党军五十三师企图从新安夺取富田。陈毅用独立团在富田筑堡守卫,把主力工人师埋伏在新安至富田之间。5月24日,国民党军五十三师推进途中,意外地遭到工人师乘胜追击,打到新安附近,缴获甚多,富田之战后,工人师撤到东固休整。1934年6月,薛岳纵队从龙岗往南进攻,中革军委以工人师和独立团诱敌,急调红军一、三军团主力设伏,计划歼国民党军第九十二师。6月8日早晨,国民党军九十二师向独立二团坚守的永丰县银龙下火烧山进攻,独立二团按计划撤出阵地。上午11时左右,红三军团包抄了国民党军退路,发动反攻,由于主力发现红军反攻,仓皇撤退,只歼国民党军一个团,俘虏国民党军400多人。银龙下战役后,红军一、三军团转移,工人师和独立二、三团继续阻击薛岳纵队的进攻。

    1934年9月初,国民党军六纵队加紧了对防守在兴国中州、雄岗一带阵地的工人师的进攻,9月11日,国民党军在2架飞机、1个山炮营的掩护下,以九十师主攻,九十二师掩护,直扑中州。工人师阻击约2个小时后,撤往龙岗高地。这时,在崇贤圩刚成立不久赶来参战的红军第二十一师抵达,从雄岗山下包抄过去,工人师趁机反攻,杀回中州,将立足未稳的国民党军赶出中州。这一仗歼国民党军数百名,缴获步枪40多支,子弹数千发。中州战役后,工人师和二十一师一起在雄岗并肩防守。9月19日,国民党军九十三师五五五团,向雄岗工人师阵地进攻,工人师组织反攻,歼国民党军数百名,击毙国民党军上尉连长1名,中尉连副2名。

    在第五次反“围剿”中,红二十三师参加了广昌、上固等地的防御战,表现出勇敢善战、不怕牺牲的战斗风貌,受到全总苏区中央执行局的赞扬和慰问。

    红一方面军长征前夕,中革军委于1934年9月21日下达命令,成立红八军团,下辖二十一师、二十三师。刘少奇受派为驻军团中央代表。长征初期,红八军团协同红三军团为右翼,掩护军委纵队前进。冲破国民党军三道封锁线后,红八军团奉命改为左翼,跟随红一军团前进。湘江战役中,红八军团指战员同阻拦红军渡江的国民党军展开血战,予国民党军以很大创伤,自身也受到严重损失,以至仅剩1000余人渡过湘江。同年12月18日,根据黎平会议精神,中革军委决定撤消红八军团建制和番号,余部编入红五军团。至此,诞生于第一个人民军队建军节的红军工人师,走完了它那短暂却光辉不朽的历程。

    4、参加政权建设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瑞金诞生这天起,赣南工人阶级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利,在政权建设中担负起领导重任。

    为迎接“二苏大”的召开,中央苏区在1933年9~10月间,自下而上开展了选举运动。这次选举,赣南80%的工会会员履行了自己的政治权利;选出来的苏维埃代表,工人成份占35%以上。兴国县905名代表中,工人占42%。赣南各县、区、乡苏维埃政府,都实行了工农代表大会制度,工人代表起主导作用,代表名额按工人及其家属13名产生1名代表的比例推选出来。各级苏维埃政府还设有工农检查委员会,监督政府和企业遵守法令。从1932年开始,赣南各级工会培养和输送了一大批优秀工人骨干,担任党、政、军各级部门的领导工作。兴国县店员工人出身的邓振询,被选拔担任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团成员、临时中央政府劳动人民委员(相当部长)。赣县工人王贤选、朱地元在“二苏大”都被选为执行委员。

    赣南苏区多数工人在革命前是“睁眼瞎”。为了适应建设红色政权的需要,积极学文化、学技术、提高文化素质和领导水平。1932年底,兴国县就有15740人摘掉文盲帽子。

    1933年6月至1934年6月,中央苏区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查田运动,再三强调应“组织与发挥所有农村工人的积极性,使他们成为查田运动的先锋”。赣南农业工人在工会领导下,纠正了查田运动中“左”的偏差,使运动沿着健康的轨道前进。胜利县【注:宁都县一部分区乡】的查田运动在工人阶级领导下,纠正了查田运动1300多户错划的地主、富农,纠正的错划户有些属于工人。瑞金、兴国、于都等10县,有17230名农业工人参与贫农团一起投入运动,挖出了隐藏漏网的地主、富农,被查出了一批私藏的枪支弹药。于都县就查出反水即叛变国民党的富农17家,长枪7支,子弹101发。会昌县洛口区查出步枪44支,手枪2支,子弹数百发。通过查田,农民发展生产的积极性空前高涨。

    5、发展苏区经济

    国民党政府对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军事“围剿”的同时,实行经济封锁,企图扼杀新生的红色政权。为此,临时中央政府要求工会动员工人投入到经济建设上来,发挥主力军的作用。

    赣南苏区工人在各级党、政、工会领导下,参加了为革命战争服务的军需工业建设,在山区创办32座以军需工业为主体的国营厂矿企业,生产了红军急需的军用物资和民用生活物资。比如中央兵工厂400多名职工,在两年左右时间修理步枪4万多支、机枪2000多挺、迫机炮100多门、制造子弹40多万发、手雷6万多个、地雷5000多个,中华钨矿公司所属矿场工人生产钨砂4000多吨,价值436万余元,是苏区的主要经济来源。

    1933年8月,全总根据两次经济建设大会的精神,号召苏区工人大办各种类形的合作社搞活苏区经济。赣南各级工会动员工人组织起来,自筹资金,发展生产。兴国办起合作社133个,4个月生产食盐3000多斤。于都县各级工会动员手工业工人因地制宜成立了刨烟、铁器、煤炭、硝盐、石灰、农具等合作社100多个,社员达1000余员,石灰和硝盐产量大幅度增长,解决了当地人民生活的困难。瑞金县在1933年8月至9月间,参加消费合作社的社员增加5000多个,股金增加5500余元。赣南农村以农业工人为核心的犁牛合作社星罗棋布。

    中央苏区先后3次发行公债,总额是480万元。赣南工人在“一切为了革命战争”、“加快苏区经济建设”的口号鼓舞下,省吃俭用,争购公债,又主动退回公债票给国家。1932年底,寻乌、石城等15个苏区县的工人,购买两期革命战争公债488420元,占15个县完成总额的40%。盘古山工人购买公债12万元,占15个县工人购买公债金额的1/4。1933年3月,全总号召“献还政府公债券”,赣南工人又将公债奉献政府,不要政府付本利。

    中央苏区在发展经济建设的同时,开展了反经济封锁斗争,千方百计粉碎国民党政府对苏区经济实行封锁。赣南工人勇敢地承担了这艰巨的历史重任。1932年春至1933年初,赣南各级工会动员工人协助党政部门,建立了5条从瑞金通向白区的秘密交通运输线,勾通苏区同外地的物资贸易,从白区换回根据地急需的用品。赣县木船工会在江口设立了办事处(1933年9月,江口办事处属中国苦力运输工人工会直接领导),配合江口外贸分局开展对外物资贸易,许多船工在运输线上遭到国民党杀害,献出了生命。赣州是中央苏区开展反经济封锁斗争中最重要的贸易点,从1932~1934年的3年间,这里的工人、店员及城市居民在地下党的领导下,为支援苏区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做出了贡献。临时中央政府贸易部长钱之光在1933年有个统计:中央苏区10多万红军,几百万人民群众的盐、布、西药物资,有70%是赣州人民支援的。

    6、协助红军进行战略转移

    中央苏区左倾冒险主义者导致了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的彻底失败。1934年10月,主力红军及中央领导机关被迫实行战略转移,撤离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二万五千里长征。

    红军长征前,赣南工人在各级工会动员下,开展了“一双草鞋、一斤菜干献红军”的活动。船筏工人、码头工人夜以继日为前线抢运粮食,在10天时间将7万担谷子运到前线指定地点。工人带头借粮支援红军、广昌、兴国、赣县一次就借谷8万多担,15个县的农业工人3次共借出稻谷37万担。

    1934年10月中旬,主力红军撤离赣南苏区。为掩护红军转移,于都、会昌、赣县等地的工人配合赣南水上船工,在赣南省职工联合会直接领导下,奋战三昼夜,协助主力红军在会昌、于都河面上搭起8座浮桥,保证了红军安全顺利的转移。毛泽东称赞“工会的同志很负责任,工作很认真。”赣南的工会干部在工会指挥下,以最快的速度突击分散苏区遗留物资,不给国民党留下一粒钨砂、一粒粮食、一颗螺丝。中华钨矿公司留下的500吨钨砂,中央印刷厂的印刷设备,中央服装厂的300多架缝纫机,有的埋藏在山谷河底,有的分散在农民家里,有的彻底销毁。

    国民党军侵占赣南苏区后,实行了惨绝人寰的“三光”政策,杀害了80多万工农群众。面对国民党的血腥统治,赣南工人坚持斗争,组织游击队掩护留守红军在仁凤山突围,积极参加粤赣边、闽赣边红军游击队,坚持了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
 
    四、抗日救亡

    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国家面临存亡危机。全国各界民众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组织抗日救亡团体,掀起了全民族的抗日高潮。同年8月15日,在赣南坚持斗争的中共赣粤边特委和红军游击队,联合发表了《告赣南民众书》,号召赣南人民团结起来,打击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1939年3月,南昌沦陷后,赣南成了抗日前线的后方。因此,地方党组织加强了抗日救亡的领导,在工人中动员了巨大的力量投入抗日救亡斗争。

    1、木船工人救国会

    赣江自南而北,贯穿整个江西。沿江两岸船工和船民,尤其是赣江源头的赣州船排工人,经过大革命的考验,又为苏维埃政权的建立大有贡献,富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因此,党的组织决定充分利用水上有利条件,开展赣江流域的抗日活动。1938年5月,成立了中国共产党赣江河流总支委员会,李昭贤、王贤选(又名王中仁)先后任总支书记。在党总支领导下,1938年7月成立赣江木船工人救国会(简称“救国会”),宗旨是“团结赣江木船工人,改善工人生活,参加抗战动员工作,为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奋斗到底。”9月1日,救国会印发了《赣江木船工人救国会简章》,《简章》提出了“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枪出枪,共赴国难,抗日救国”的口号,船工船民奔走相告,踊跃参加救国会,入会者有1000多人。赣州、会昌、于都先后成立了赣江木船工人救国会分会。

    赣江木船工人救国会成立后的主要活动,一是负责交通联络,掩护党的领导机关。救国会按照中共江西省委的要求,赶造两艘木船,均为夹层结构,大的放置电台和文件,小的接送过往革命者和传送文件、信函。1938年,中共的省委主要领导和电台在船上隐蔽,每天黄昏船只靠在荒无人迹的河边,接发电讯,收听广播。1939年,中共赣西南特委的一些会议和短训班在大船上举办,船工把船撑到河心以保安全。二是宣传抗日,支援前方。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前方抗战的胜利消息,船工船民走到哪里就传播到哪里,增强广大民众抗日救亡必胜的信念。1939年,赣州“工合”为新四军赶制一批军棉衣、草鞋、雨具等军用品,船工们巧妙及时的运到指定地点。

     1941年7月,中共赣江河流总支及所属支部被国民党军警破坏,赣江河流木船工人救国会同时被取缔,船工中的共产党员被拘捕。

    2、东南工合

    “工合”是中国工业合作协会的简称,于1938年8月在武汉成立。它是由国际友人埃德加·斯诺、海伦·福斯特、路易·艾黎和我国爱国进步人士胡愈之、陈翰生、沙千里等人发起组织的,得到了中共中央和周恩来的支持与鼓励,博古也曾协助艾黎研究制订政策。它是抗日民族一战线的产物,是一个群众性的组织,是一支以手工业工人为主体支援抗战的独特经济力量。它的主要任务是推动国共合作抗日,发展战时经济、支持长期抗战。因此,“工合”组织遍及全国。

    1938年9月,路易·艾黎来到赣州组建“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工业区南区办事处”(简称“东南工合”),共产党员孟受曾接受党组织的安排来赣州协助路易·艾黎工作。1939年初,“东南工合”在赣州西津路中华圣公会正式成立,后迁至赣州水东沿坳上,艾黎兼主任,后由王毓麟、陈志昆继任。“东南工合”管辖5省28个县的事务所(或指导站),建立了700多个工业生产合作社,拥有8000多名社员。“东南工合”成立后,通过考察,了解到赣南资源丰富,失业工人很多、日用工业品奇缺的特点,从支援前方军需和后方民用的实际需要出发,在赣县、于都、兴国、瑞金、宁都、会昌、南康、上犹、大余、龙南等10个县设立了“工合”事务所,因地制宜建立了200多个工业生产合作社,把近3000名失业手工业工人和难民组织起来,发展生产,为抗日战争献力。

    赣南“工合”事业的发展,推动了地方工业的发展,生产了大批前方急需的军用品和人民生活的必需品,有力地支援了前线抗日,活跃了城乡市场。赣南最大的城市赣州,当时是抗日前线的后方重镇,南昌沦陷后大批失业工人流落到这里,“东南工合”便办起了以手工业为主体的生产合作社43个,安置了900多名失业工人和难民就业,生产出了服装、鞋帽、酒精、药棉、纱布、纸张、木帆船、五金机械等30多种产品。其中,赣州市水东机器生产合作社工人生产的汽车木炭引擎、印刷机、碾米机、宽幅织布机、成套制革机、织袜机等,为赣南手工业生产提供了机器设备和技术力量,是赣南历史上机器制造业的开端。赣州生产的药棉、纱布、棉衣、雨具源源不断运往抗日前线。兴国“工合”事务所兴办8种类型的合作社49个,入社工人822名,1939年上半年为当地提供了39万余元的商品,工人工资每人每月所得可维持一家三口。它们生产的文化用纸,远销桂林,适应了当时印刷抗日宣传刊物的需要。社员中联咏这样一首歌词:救国在工业,合作功自成;矿冶供武器,食品助人生;军民皆有益,到处受欢迎。

    “工合”既是人民群众团体,又是赣南共产党组织的工作据点,掩护了共产党领导机构开展抗日救亡活动。1939年初,“东南工合”建立了中国共产党支部。同年6月,“工合”支部隶属中共赣州市委领导。1939年至1940年5月,中共赣西南特委和中共赣州市委机关,都曾设在“东南工合”。党的组织创办《工合战士》在赣南各地发行。1940年夏,又成立了中共“东南工合”工委。中共赣州市委曾组织赣县抗敌后援会宣慰工作团、赣县妇女指导处等群众团体,运用多种形式,进行抗日宣传。还发动有共产党组织的单位,建立工人俱乐部,开办夜校和读书会,教唱抗日歌曲,举行时事座谈,发动工厂企业中的青年工人组织合唱团歌咏团,如“工合”合唱团经常举行歌咏会宣传抗日。“工合”工人还成立了业余剧团,编排有爱国主义思想的节目,在城乡演出。

    “东南工合”通过举办各种训练班,为东南各省发展工业生产,组织工人生产自救,造就了一大批技术人才散布各地,为发展“工合”事业献力。从1939年6月至1940年4月,“东南工合”在瑞金历任村办了三期“工合”讲习班,培训120名具有专业技能的“工合”骨干。同时,在赣州办了机械训练班,培养了一批赣南最早的机械工人。在南雄办了两期“工合”干部的培黎技术训练班,为大力创办各类生产合作社提供了领导骨干力量。

3、支持红军游击队 

    1937年8月15日,中共赣粤边特委和以油山为中心的红军游击队联合发表《告赣南人民书》后,赣粤边广大工人积极响应抗日救亡的号召,支持红军游击队反击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

    同年8月,陈毅代表粤赣边红军游击队来到大余县,与国民党政府当局商谈抗日大计,县城工人申世浩发动店员和手工业工人张贴标语,欢迎红军游击队下山抗日,并组织工人夹道欢迎陈毅将军。住在梅山的共产党员、缝纫工人蔡子文夫妇,动员游击区的群众有钱出钱、有物出物,慰劳抗日队伍。大余县的工人联合学生,通过多种形式,宣传抗日救国。原中央苏区的许多工人和工会干部,撤离到粤赣边境后参加了红军游击队,后改编为抗日义勇军新编第四军后改称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奔赴抗日前线。1937年,粤赣边境有2121名工农群众加入红军游击队,投入抗日救亡斗争。
 
    五、迎接解放

    1、反压迫反饥饿

    1945年8月14日,日本帝国主义无条件投降,宣告我国抗日战争取得胜利。然而,国民党政府又挑起了内战,赣南工人同全国工人一样,奋起反击国民党政府的压迫和统治,开展了反压迫、反饥饿、迎解放的斗争活动,到处爆发罢工、罢运、罢课、罢市,反对国民党政府制造内乱,屠杀人民,欺压工人。

    赣州万余名职工不堪国民党政府的迫害的压榨,从1946年至解放前夕,不断起来进行斗争,罢工罢课此起彼伏。印刷工人为要求改善生活待遇而举行的罢工斗争,使国民党宣传喉舌《人民日报》停刊数日。全城中等学校教职工为争取最低的生活水准,1947年春夏罢教数月,赴省请愿。各钨矿产区的工人则拿起武器进行拼搏,甚至不惜流血牺牲,痛击国民党政府的压迫、剥削和抓丁。大余县洪水寨工人印发《我们是人,我们要饭吃》的传单、在全矿张贴并送交政府,愤怒控诉当局的剥削罪行,反对垄断钨砂收购。漂塘矿工和西华山矿工拿起武器同矿警搏斗;西华山工人夺得矿警8条枪支,停工停产5天,取得“反搜身”斗争胜利。下垄矿区工人把前来抓丁的乡警10多人打得逃出矿山。各县城圩镇手工业工人、店员工人都与农民联合起来,为反征兵、反捐税而斗争。兴国县城有1000多名工农包围县政府,清算县长王恩荣贪污害民罪行,吓得他深夜丢官逃跑。

    2、护城  护厂  护矿

    1949年初,全国解放战争形势大好。处于解放前夕的赣南广大工人,听从共产党的召唤,从城镇到矿山,组织起来护城、护厂、护矿,与国民党军警的破坏行为作斗争,迎接中国人民解放军顺利解放赣南。赣州工人在青工委领导下,承担起护厂护城迎接解放的重任。魏晋组织一支工人武装防护团,日夜巡逻在街头巷尾,维持社会治安,确保电厂不停电、商店不停业、报纸不停刊、市民生命财产安全。赣州电厂成立工人纠察队,夜以继日地巡逻放哨,加强守卫延长供电时间,粉碎了国民党军警企图炸毁电厂的阴谋。节节败退的国民党23军所属部队,途径大吉山矿区进行洗劫,矿区工人齐心协力防御,保护了矿山的重要设备,避免了重大损失。会昌、上犹、南康、大余、信丰等县城工人均组织起来,坚持正常生产,为迎接解放做出贡献。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赣南工人光荣完成民主革命的历史任务,进入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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